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中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途中的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国一百余年光辉历程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中，都对遵义会议作出专门记述、给予高度评价。值此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回顾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科学评价和历史背景，重温、、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论述，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这一决议的起草，是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间写成的，标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后来又形成了几个稿子，并由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决议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始终十分关心这一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基础上，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前后作了七次修改。其中1945年3月24日所作的第二次修改手稿中，特别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对这个历史决议的最终形成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1935年1月中旬，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遵义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并被增选为中央。按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长征胜利后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曾多次在重要讲话中论及遵义会议，这些论述也成为第一个历史决议重要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多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中的重要意义。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他在《〈人〉发刊词》中强调：“只有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说明：“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任旧存在。”他为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书面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形成正式决议，但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也都被吸收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任弼时在1944年起草的最早的决议草案稿，就是以的这一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也基本相同。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8次直接提到遵义会议，除把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基本考察时段和指出遵义会议前后党的路线转变之外，重点在第三部分的最后集中回顾和评价了遵义会议前后纠正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历史。其中指出：

　　“左”倾路线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决议》精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多次论及遵义会议，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阐发。比如1957年11月，他在苏联克林姆林宫住所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会谈时指出：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1963年9月，他在会见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964年11月，他特别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名“遵义会议会址”。这是为革命旧址所作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遵义会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同志和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起草这一《决议》的主持人，始终格外的重视这项工作。在起草工作之初，他就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制定《决议》总的要求，强调要对过去的事情作出基本的总结，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多次谈过对决议稿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集中体现在收录于《文选》第2卷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这篇文献中。

　　与一样，也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1935年1月，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在遵义会议上，限于身份并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其活动的原始文字记录，因而后来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还曾一度成为遵义会议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建成开放时，当时所陈列的会议参加者名单中并没有。1958年11月，在贵州视察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时，他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个角落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较为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当时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后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派人查证时，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都证实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1965年11月，再次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市容。但是在“”中，因此事反被污蔑“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他的照片也一度被从陈列室的墙上取了下来。面对污蔑，很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2024年8月，习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提到“亲历长征和遵义会议”。

　　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论及这次会议，对其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给予高度评价。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第8期开学时所作整风动员讲线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为首的党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倾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线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1965年6月，他在同亚洲一位领导人的谈话中说：“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同志的领导。当时，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同志正确地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同志还没有当。当然，遵义会议以后，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1979年8月，他出席张闻天的追悼会并致悼词，其中特别指出，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1981年4月，他在与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指出，思想是在建党以后，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思想。

　　在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专门回顾了遵义会议的历史。邓力群对此回忆说：“这次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间，查阅了一点历史材料，依据这一些材料，曾经写成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送给同志看，他说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1981年3月26日，在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提到：“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决议》第一部分就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决议》的历史视野和立论基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和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在《决议》的第一部分，单独用完整的一段话言简意赅地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又在讲线月，他阅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作出批示。1984年8月，他为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并为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题名。同年12月，他审阅中央宣传部关于召开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会的方案，并作出具体指示。1987年10月，他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时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89年6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慢慢地形成的。”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要补充，也充分反映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影响和现实启迪。

　　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时刻、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就是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就是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头。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通过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既是新时代中国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对《决议》起草工作格外的重视，成立了由他亲自担任组长，党和国家相关领导及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文件起草组，在中央会领导下承担决议的起草工作。习对红军长征、对遵义会议都始终格外的重视、深情关注，先后多次作出重要论述，这些都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15年6月，习在贵州调研考察期间，首站就选择来到遵义。16日上午到贵州后，直接驱车赶往遵义市凤凰山南麓的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肃立鞠躬、缓步绕行瞻仰，表达对红军烈士的崇敬之情。16日下午，他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听讲解、看实物、观图片，不时询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在遵义会议的会议室，他驻足凝视，这里按当年开会时的场景摆放着桌椅，墙上挂着全部参会人员照片。他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2021年2月，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再次到贵州考察调研。他在讲话中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他强调，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前进道路上，要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自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并成立文件起草组后，习始终引领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使《决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决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通过的《决议》，在第一部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中，对遵义会议如此记述：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份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件中，对遵义会议以独立成段的形式进行重点叙述和高度评价，足见其在百年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决议》中的这一段论述，以习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论述为依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以及此前的宣传口径和研究成果相比有很大的理论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90年前的遵义会议，不但影响了其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也丰盈了中国人的精神血脉。2021年2月，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谱系。这就把遵义会议精神置于中国人精神谱系中很重要的位置。

　　同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也被纳入其中。遵义的红色品牌是转折之城、会议之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从1935年到2025年，90年的时光倏忽已逝。90载承前启后创伟业，90载继往开来谱华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贯彻落实习的重要指示，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勠力奋斗、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