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2024年第10期｜卜庆祥：铁水奔流 ——1915—1948年间的鞍钢2号高炉

　　在这部精装大十六开本、600余幅照片、20多万字、多达387页的纪念志中，“创业20年志编纂小委员会”花样儿翻新，在志书中插入了数张彩印的绘画作品。确切地说，是7幅油画作品：足立源一郎的《千山无量观》《五月的西鞍山》、中川纪元的《西鞍山》、松原猛雄的《制钢工场》、津田治工的《骸炭及副产物工场》、江内丰的《薄板压延作业》，以及引起研究者特别兴趣的本田平八郎的《第12，高炉时刻》。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工厂、工厂的生产工具、机器、厂房、大型设备，甚至是整个工业，似乎都不是画家们热衷的选题，也鲜见有传世的作品。而日本人却已经喜不自禁，在这部“厂志”中极尽渲染之能事，大大地炫耀了一番自己的事功。

　　《昭和制钢所二十年志》回顾了自大正七年，即1918年5月15日“满铁”所属的鞍山制铁所成立以来，至所谓的康德六年，即1939年12月，为时20年的“怀念前辈奋斗事迹”和“叙述昭和十二年（1937年）以来本社的业务状况并展望将来的前景”（创业20年志编纂小委员会委员长浅轮三郎语）。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的年代就觊觎东北的矿产资源。垂涎已久的日籍实业家，成群结队，呼朋引类，在日俄战争大败对手以后，便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东北腹地。

　　据该志书记载，1909年8月，时任“满铁”地质课课长的木户忠太郎等人，在对汤岗子车站（东清铁路上的一个小站）西面一座小山——铁石山进行实地调查后，开始确认了铁矿的存在。

　　从字面的意思上，日本人认为此前铺设东清铁路的俄国人眼大漏神不识货，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铁路所经之地蕴藏着宝藏，甚至暴殄天物，粉碎了铁矿石来堆路基，而只有他们的到来和发现，才是开采鞍山铁矿的开端。

　　其实，鞍山具有官方色彩的冶铁业至迟始于秦汉时期。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在全国设立了49个铁官，铁官之下又设立手工炼铁场。鞍山一带的官办铁场叫“百户所”。五代两宋时期，鞍山处于辽金治下，据《辽史》，当时鞍山附近已有大批官工奴隶从事冶铁，一个县就有采矿、冶铁者三百户，并且以铁来缴纳赋税，而元时设立的辽阳铁冶提举司是鞍山一带冶铁业的管理机构。

　　肇始于木户展开的非法的秘密调查，陆续勘察了东鞍山、西鞍山、大孤山、樱桃园、王家堡子、关门山、小岭子和铁石山八个矿区，接着又勘察了三个矿区——白家堡子、一担山和新关门山（又名磊子山），而且这些矿区山山相连，脉脉相通，距繁华的城区不过16公里半径。据1939年的调查的最终结果，11个矿区的铁矿埋藏量高达20.2亿吨（目前已探明鞍山地区及毗邻的辽阳弓长岭地区铁矿石储量达100多亿吨，居全国之首）。

　　在刺刀和枪炮庇护下的日本实业家，胆子和胃口竞相膨胀起来。1915年8月至10月，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日本八幡制铁所的两名工程师平川和内野，对已发现的鞍山的矿床做了进一步调查，旋即便递交了一份呈文：《南满洲铁矿调查报告》，不加掩饰地建议，用鞍山的铁矿石做原料，在当地兴建制铁所是很有希望的。

　　他们自恃武力，蛮横地再三与中国官方交涉，起初却碰了一鼻子灰，得到的答复是不！

　　但几个月以后，中国官方便妥协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交换的《中日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允许日本人“可以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与“商租其需用地亩”等，同时附加承认日本人对鞍山一带的铁矿具备开采权等条款。

　　时任“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登时满血复活，决定全力发展制铁业，作为“满铁”的首要选项，并计划投资2000万日元，在鞍山兴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制铁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于1906年，1907年4月正式开业，总社在大连，分社在东京，主要经营铁路、船舶修造、煤矿、铁矿、其他金属矿、制油、制铁、邮电等企事业，并开办旅馆、饭店、澡堂一类的服务业。“满铁”看起来是一个企业，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实行经济侵略的机构。中村为“满铁”的第四任总裁。

　　前面提及的驻华公使日置益，可谓臭名昭著。他是东京大学法科毕业，任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期间曾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及义和团运动，任日本驻中国公使时更是积极鼓动侵华。1915年1月，他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旨在的《二十一条》，并在当年5月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陆徵祥签订此条约。

　　那年初冬，建制铁所的报告呈请给了日本政府，次年春天，1916年4月4日即获得了批准，时间快得可以用转瞬之间来形容。

　　其实，中村有十足的把握，成竹在胸，呈请不可能遭到日本政府的否决，以举国之力侵略和掠夺近邻已然是日本的国策，所以在呈请的同时，就着手物色中方的代理人了。

　　1913年，满铁奉天公所所长佐藤安之助向一个叫于冲汉的中国人提出了“合办经营辽阳以南、大石桥以北的（铁路）沿线矿山”的建议。日本人得到了积极回应，两人一拍即合，立即炮制出一个“中日和办振兴公司”章程。但是，出于某种顾忌，又双双隐于幕后，暗中做操盘手，由奉天公所所员镰田弥助（后升为所长）和于冲汉的亲信、辽阳地主兼石棉商秦日宣走上前台，分别出任日方、中方代表。

　　在浩如烟海的“满铁”档案中，辑录有于冲汉的日记，有关学者对于冲汉与“满铁”关系的描述大致如下：

　　于冲汉（1871—1932），字云章，辽阳县人，年轻时就读于保定莲花书院，清末秀才，精通日、俄、朝三国语言，曾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汉语，日俄战争期间任辽阳交涉局局长，办理辽阳西部巡警事宜，与日本军方多有勾连。1912年以后，他任奉天交涉使和张作霖的对日外交顾问。作为东北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此人既熟悉日本军政两界，也是奉天地方军阀、官僚买办资本与日本军政、国家资本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自从成为日本人名义上的合伙人，于冲汉便倾其所能，极力奔走，往返于奉天和京城之间，穿梭于各个矿区，不遗余力。他与镰田合谋，从“满铁”领取两千块大洋，先后以金表和金名章之物贿赂了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1916年3月，双方假模假式地成立了一个“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由“满铁”拨出14万日元，分别贷给于冲汉和镰田弥助，作为他们向新成立公司的投资。为避振兴公司实为傀儡之嫌，特将公司总局设于奉天（今沈阳），人员由于冲汉的弟弟于文汉及其亲信组成，“满铁”支付每月的费用。而公司最重要的业务采矿事宜则由“满铁”的分支机构采矿总局掌管，职员皆为“满铁”日本社员，办公地点就在东清铁路上的鞍山站——巨量铁矿石的埋藏地。

　　如此这般，日本的如意算盘拨得噼啪响，他们找到了白手套，也找到了一块遮羞布。

　　1917年最后一场大雪过后，“吊线木偶”又获得了农商部颁发的东鞍山等7个矿区的开采权。自此，日本人做好了一切前期准备，通往前方的道路似乎已无了障碍。

　　日方派出沙河口工场的直村课长等人赴日本本岛的八幡制铁所考察，收集设计资料，接受有关方面的指导，匆匆草拟《第一期起业计划调查书》。

　　八幡制铁所，二战前日本最大的一家官营钢铁厂，现名“新日本制铁公司”。日本人利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部分赔款约1920万日元，从德国引进全套的设备和技术，于1897年在福冈县八幡村动工建厂，1901年，它的第一座高炉开始生产（比在鞍山搭建的1号高炉早了18年，2号高炉早了20年）。

　　殖民者在鞍山建立钢铁厂时，八幡厂的钢年产量已超越了30万吨，其主要的原料来自中国的湖北大冶和辽宁抚顺。前者有铁砂，后者有煤炭。

　　在中国东北建立新钢铁厂的憧憬，令时任日本首相的寺内正毅垂涎三尺，他不仅首肯，更是一路绿灯：承认！批准！开发满洲的制铁事业！

　　一个名“制铁所创立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在“满铁”本社成立，任命国泽新兵卫等14人为委员，即刻开始高炉（日语写作“镕礦爐”）及别的方面的设计工作。

　　关于国泽新兵卫还有一段轶闻。1910年5月，国泽新兵卫以“满铁”副总裁的身份，曾与一队实习生来到千山游览，同行的还有前文出现过的“南满”地质调查所所长木户忠太郎等人。从千山返回的路上，国泽在下石桥村附近捡到了一块流石（即山谷中被水冲下来的石头），他蹲在地上仔细揣摩，便猜想自己的脚下可能有铁矿石。他的猜想，一年半以后，被调查所的小林胖生和加藤直三的实地勘察所证实。可以说，国泽新兵卫在路边捡到的一块流石改变了一座铁矿山的命运，而一座铁矿山又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一块黑色的石头，为日本人建立大型制铁所及其高炉提供了依据。

　　建立制铁所的第一期工程，为时三年，计划支出3000万日元——比前文提到的中村总裁当年的投资设想多出1000万日元。在工程当年的预算中，列入的事业费为815万日元，几占四分之一，可谓不惜血本。国力提升的日本，野心膨胀的岛国，需要更加多的钢铁。钢铁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是，是大炮战舰，也是实现野心、称霸亚洲大陆的本钱。

　　土地收买、道路规划、职工培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日本人按照匆忙赶写的剧本，在鞍山城区的西北角——东经122度55分—123度02分，北纬41度03分—41度12分，一大片平坦的黑土地上紧锣密鼓地排演着。

　　从日本人1932年绘制的《鞍山附近鸟瞰图》里大概能看到，他们选定的厂址，在南沙河（图中日本人标为“千山川”）与东清铁路（日本人称为“南满洲铁道”）交会处的左下方，是一个地域平坦、土质肥沃、水草丰美、宜耕宜居的所在。此地，清时方圆十里之地，曾驻扎过八旗军，后形成满汉杂居的村落。受聘的八幡制铁所的平川技师，考虑到水源、原料和运输等方面的情况，对厂址选择进行了大量和充分的调查，提供了两个备选方案：甲方案是在“南满洲铁道”鞍山站至立山站之间的东侧。他倾向于东侧。阐释理由是，距离含富矿40%以上的主要铁矿区最近，位于稍有斜坡的平原地带，与南部山区毗连，绝无洪水泛滥之虞，建成后要从南部最高处起依次设置选矿厂、炼铁厂、炼钢厂和轧钢厂等；乙方案是在“南满洲铁道”鞍山站至立山站之间的西侧，地处辽河大平原，施工条件不言而喻。

　　平川飞往东京，在“满铁”东京支社内，向中村总裁汇报，经会社理事会讨论，决定采纳乙方案。

　　国泽新兵卫等人搞出的第一期工程建设规划，依据的是平川和内野两人在那个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数据，确立了一个谨慎的目标：年产生铁100万吨、钢材80万吨。而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建造两座高炉。高炉的容积为525立方米。理想状态下，每座高炉日产铁200吨，合计年产13.4万吨。当然，还要有给高炉生产配套的附属设备，如炼焦炉、副产品工厂等。

　　将矿石化为铁水，是各种设备和技术的排列组合，尤其是建一个新的炼铁工厂，对设备样式的选择和工程设计的方案，有待推敲的事项无以计数。

　　已然身处大陆的日本实业家们仍然深度迷信本岛的八幡制铁所，于是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再结合当地当时的条件稍作调整，以便尽快开启搭建高炉的模式。

　　最初两座高炉的设计始于1916年夏天。同年11月，设计即将完成进入施工阶段，一战在欧洲全面开打，日本国内对钢材的需求激增，钢铁的自给自足成了当务之急。

　　原本的计划是先建两座高炉试试水，但钢材在当下市场的大卖，让日本人心跳加速，改变计划，搭建两座高炉自不必说，同时加快炼钢厂的建设，并在1920年建成，力求出产更多的钢铁。

　　1917年4月3日，冰封的大地刚刚解冻，在鞍山城区西北角的工地现场，日本人举行了高炉施工奠基仪式——“地镇祭”，开始第一期建设规划，动工搭建1号、2号高炉及附属设施。

　　1918年5月15日，原鞍山工厂筹备处撤销，鞍山制铁所成立，八田郁太郎出任首任所长，设置庶务、经理、工务、制造四个课，隶属满铁矿业部。

　　1919年4月29日，日本人在鞍山的土地上搭建的第一座高炉举行了点火式。此举，标志鞍山制铁所正式投产。

　　很快，6个月以后，本文的主角——2号高炉搭建告成，德国型式，4根架铁带铁皮式构造样式，设计能力400吨。

　　日本人叫最初的德国式的1号、2号高炉为第一代炉，因为炉容只有531立方米，相对于他们的胃口，稍嫌略小。为此，日本人又催生了第二期建设规划，再建两座美国式的高炉——3号、4号高炉，趁欧战钢材需求量增加之势出口，完工时间确定在1920年。

　　就在日本人顺风顺水之时——1号高炉点火，2号高炉竣工，炼钢厂和3号、4号高炉的筹划渐次推进，建设材料也大部购进——一战罢兵休戟，经济尚未复苏，钢铁市场行情报价暴跌（生铁销售价格从120日元以上，三年下跌至40日元，而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不少于80日元）。白玉卖出了白菜价，收支不抵，日本人想趁乱大赚一把的绮梦破灭了。迫于无奈，及时止损，“满铁”叫停了第一期建设中的炼钢厂的建设和第二期建设计划。

　　殃及池鱼。初降人世的2号高炉运气不佳，点火投产不得不无限延期，只维持1号高炉的生产。

　　八田郁太郎成了“背锅侠”，辞去了鞍山制铁所所长的职务。接任者叫井上匡四郎。

　　情势进一步失控，亏损每天都在大量产生。“满铁”的炼铁事业遭受重大挫折：1919年亏损148万日元，1920年损益642万日元，1921年亏损287万日元，以至于制铁所的存废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鞍山一带矿区的铁矿石，大多含铁成分较低，属于贫矿。用贫矿在高炉中炼铁，日本人认为不划算。在制铁所兴建之初，就立项并成立了研究机构，还曾问计于美国人，聘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阿普比尔等矿山及地质专家来鞍，对各矿区的现状、选矿试验的真实的情况和矿质进行了考察和调查，并对选矿厂的建设规划和位置选定进行现场指导，但是这一切未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一个叫梅根常三郎的研究部部员，应用“还原焙烧法”处理贫矿，取得成功。这样的解决方法以“鞍山式焙烧法”命名，于1922年7月获得了日本政府专利权。

　　日本人大喜过望，即刻变更了建设规划：以已搭建的1号、2号高炉为基础，实现年产20万吨铁的目标。

　　1921年11月16日，1号高炉10号风口破损，致冷却水大量漏入炉内发生剧烈爆炸，炉腹一部分被炸毁，瞬间堆满炙热的焦炭和约40尺高的矿石。

　　一个月以后，坐冷板凳的2号高炉终于迎来了点火时刻，时间是1921年12月16日。

　　在此期间，日本第21任首相兼海相加藤友三郞病死，并引发内乱。接着，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强烈地震，造成包括东京在内的震区10万多人伤亡，财产损失严重。地震还导致霍乱流行，以至于东京封城。

　　受种种坏因的波及和影响，直至1924年10月3日，1号高炉才改建完工，第二次点火投产；同月27日，日趋运转正常的2号高炉，开始试用烧结矿。

　　半个月内，2号高炉试用烧结矿4100吨，运行正常，炉况良好，平均日产生铁达180吨。

　　1926年7月27日，改建升级后的2号高炉竣工投产。它已成为第二代炉，炉容达到554立方米，比先前改建的1号高炉的炉容量522.02立方米还多了一些。

　　由于改建升级，又由于梅氏选矿技术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两座高炉具备了同时作业的条件，而以前它们是交替作业。至此，鞍山制铁所的第一期建设规划所列工程全部完工，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在高炉的搭建中，中国工人反奴役、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始终没中断。在老工人魏克仁口述的《在最初的日子里》一文中，就讲述了中国工人以下五道、晒太阳、唠闲嗑儿、睡大觉等方式来“磨洋工”的斗争经过。在这篇口述中，有中国工人“闷头虎”吕师傅、小陈、大杨、老吴等人物，也有制铁所聘请的德国工程师大肚子、女翻译塌鼻子日本姑娘和日本监工二肚子。由于狂嫖滥赌的日本监工失责，工程上出了大事：“把一个混铁炉和两个精炼炉的整个基础打反了，南面的打在了北面，北面的又打在南面去了，可这个好色之徒一点没有发觉，干苦大力活的工人们，顺水推舟地干下去。”

　　据1984年《鞍钢史》记载，日本人在鞍建厂所需的中国劳力，大都从辽阳、海城、盖平（今盖州）、营口等地农民中招募。在日本战败前的几年，昭和制钢所的职工总数近10万人，其中，中国工人超过7万人。但在日本人的工厂，中国工人从事着极为繁重、强度最大的苦活儿、累活儿、险活儿、脏活儿，怕中国工人学到关键技术，技师岗位全由日本人担任，技术人员则全用日本人。他们几乎把持着技术岗位的一切，让你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不许发问，也从不说清楚。

　　在搭建1号和2号高炉时，他们直接从本岛的八幡制铁所拉来日籍工人——“苦力鬼子”投入工程建设。当劳力更为紧张时，又招入关东军的退伍军人进厂做工。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给中国工人一只破碗——每天干12个小时之后的重体力活儿，只分七八两粮食，有时还是“橡子面”，通过榨取廉价的劳力来攫取超额利润。

　　日本人的到来，并非他们鼓吹的那般要建立所谓的“王道乐土”，而是鲸吞蚕食了中国的资源及其派生的财富。据《鞍钢史》（1984年）记载，从1909年“满铁”染指鞍山铁矿到1945年解体，日本人共掠夺上千万吨的铁矿资源。在制铁所时代，所生产的生铁运往日本的数量始终占据首位。1921年至1932年，鞍山制铁所共生产生铁202.04万吨，其中163.73万吨运往日本本土，占其销售总量的70%-80%。

　　1930年，鞍山制铁所自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盈余。日本人为此等待了漫长的12年。同年6月，鞍山制铁所改称“满铁”制铁部。制铁场脱离制造课独立成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的蚕食变为鲸吞，其行径也再不必遮遮掩掩。他们调整了所有的在制铁炼钢事业方面的保守计划。次年，又将鞍山确定为“满洲炼钢业中心”，出台了最新的炼钢业统制方案和事业计划。

　　1932年11月8日，炉龄10岁的2号高炉停产大修。两年前，3号高炉已经搭建完成，经过两代升级，炉容达到了682立方米，二者相较犹如相扑的等级，一个是关胁，一个是横纲，后者大大地超越了前者。

　　也是在这一年，2号高炉停炉的第四天，于冲汉死在“满铁”大连医院的病榻之上。这个开门揖盗者，在日本人评价中是这样的：

　　历来尽瘁于日中、日满间亲善，其功绩俱在，实为世人所知。且自奉天交涉使时代，烦劳该氏对会社设施格外关切的议案亦不少。尤其民国六年以来，他作为鞍山铁矿振兴公司总经理立下甚多功劳。一方面置旧军阀压迫于不顾，抱病而将全力倾注于症结的解决，以至病势危重。于今追思所见，作为了解内情的卑职，对此同情不已……（引自“振兴公司”日方总经理镰田弥助写给时任“满铁”第十三任总裁林博太郎的信）。

　　在伪满洲国成立时，于冲汉曾被日本人委任为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国务院总参议，看起来红极一时，甚嚣尘上，但终究逃不开历史的审判。

　　1933年4月，日本政府将原定在朝鲜新义州建厂的昭和制钢所改迁至鞍山，由“满铁”出全资，在鞍山制铁所已有的基础上，兴建制钢厂、轧材厂，成立更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同年6月1日，昭和制钢所兼并鞍山制铁所并宣告成立，本社（即本部）从京城府蓬莱町1丁目114番地移至鞍山的日本昭和制钢所本社事务所的白色办公楼（俗称“大白楼”，另一个称谓“本社”，建成于1933年，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机关办公大楼。因其作为工业遗产极具历史和文物价值，与“昭和制钢所工业建筑群”共同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变更会社公告方法和增加董事——那个发明“鞍山式焙烧法”的梅根常三郎，成为最初的四个董事中的一个。

　　日本殖民者彻底地放弃了“先办个小制铁所”的想法，决定在异国的土地上攫取更多的财富；新的株式会社拉开架势，设置了总务部、营业部、炼铁部、工务部、采矿部、临时建设部及研究所，部所按照分课规程再设置下属机构。

　　1935年，2号高炉再次在大修后点火投产。几年后，4号、5号、6号、8号、7号高炉相继建成并投产，直至1943年11月28日9号高炉建成投产，炉容达到了917立方米。此时，在《株式会社昭和制钢所大事记》中再难觅见2号高炉的踪迹，它已渐渐成为这个巨型钢铁厂的衬景。

　　从1919年4月29日1号高炉举行点火仪式，至1943年11月28日9号高炉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再到1944年搭建的一座30吨的小高炉，日本殖民者在鞍山城区的西北角，用25年时间，建成了九大一小共10座高炉。

　　在《炼铁厂志》中有一张《炼铁厂平面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座高炉的分布与排列。如果用钢琴的黑键和白键来作比，在上的黑键一排，从左至右，也就是从西北到东北，依次是2号、1号、4号、9号高炉；白键的一排，在黑键的左下方，从左至右，依次是7号、6号、5号、3号高炉。

　　在黑键中站头排的2号高炉，从1921年12月16日点火伊始，默然地经历了所谓的“满铁时代”（1916—1933）和“昭和制钢所时代”（1933—1945），见证了入侵者30年以来在中国东北土地上的疯狂和贪婪。直至1944年的7月，盟军的B-29战略轰炸机呼啸着划破了昭和制钢所灰暗的天空，它的命运才迎来根本性的转机。

　　1944年6月15日，美军第20航空队的44架B—29轰炸机，对与昭和制钢所不无血缘关系的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八幡制铁所进行了大轰炸。

　　7月5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阿诺德近乎咆哮般地下达了对两个日本工业资源地区进行轰炸的命令。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东北的鞍山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巨港油田。

　　所指的中国东北的鞍山，其实是昭和制钢所。此时的昭和制钢所已是亚洲第二大的大型钢铁厂，是日本人手中的“王炸”。它每年向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提供125万吨工业及军工所需的钢材；年产焦炭379.3万吨，所占比例为日本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美国人的大规模轰炸共分三次：7月29日和8月4日的轰炸，为第一次大轰炸；9月8日为第二次大轰炸；9月26日为第三次大轰炸。

　　据日本关东军的统计，在第一次的大轰炸中，昭和制钢所被命中200公斤类型的炸弹95颗，2座炼焦炉、1座烧结炉及附属设备和铁路、通信均遭受破坏，厂内被炸死100人，炸伤170人（据《鞍钢史》记载，实际上当日死140人，伤230人。日本人没有将中国工人计算在内）。恢复生产需1个月以上的时间。当年该厂预定生产的125万吨钢，将减至30万吨。

　　第二次轰炸，美机投下爆破炸弹207吨，使该厂的炼铁炉、动力工厂遭到严重毁坏，炼焦炉、加工工厂被命中50多枚巨型炸弹，引起大火，炸死267人（实际伤亡300余人）。

　　次日，B—29侦察机飞抵鞍山上空，检视轰炸效果，从拍摄的照片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昭和制钢所的炼焦炉损失为32.5%，直接引发日本的钢材年产量约减产9.3%。

　　美国人的飞机为什么只炸毁了炼焦炉及铁路交通、通信动力等附属设施，而放过了至为关键的高炉呢？彼时，美军是降维打击，投弹瞄准使用的是雷达，几乎能随心所欲，而日军的防空能力脆弱不堪，连最原始的燃烧沥青、柴草等施放烟幕的办法都使出来了，对高炉等重要设施的保护根本力所不及。

　　进入20世纪40年代，昭和制钢所进入鼎盛时期，已具备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130万吨、钢材75万吨的能力。其钢铁生产能力占日本控制的总生产能力的28.4%，规模仅次于日本本土的八幡制铁所。

　　1943年，昭和制钢所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峰值，年产铁130万吨、钢84.3万吨、钢材49.5万吨。

　　但是，由于1号、2号、4号、9号高炉部分设施在大轰炸中被摧毁，一时间，昭和制钢所的生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昭和制钢所连续遭到三次轰炸，厂内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工人们都不敢上班。有的脱离工厂回家种地了。”（参见白士良《三进鞍钢》）

　　日本人又苦撑了7个多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一个星期以后，苏联红军进驻鞍山，开始拆走他们都以为是战利品的昭和制钢所的设备。苏联炼钢专家米罗尼克少校召见“满洲制铁株式会社”（1944年4月1日，由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公司和东边道铁矿合并成立）理事长岸本绫夫，通知日方，保持现状，在苏军的管辖下进行生产。

　　接着，苏联波卢哥夫大校又对岸本宣布，根据米罗尼克少校命令写成的设备明细表，三分之二的设备务必在11月25日前拆除、押运至苏联境内。苏军利用滞留的日籍工程技术人员和每天10元钱雇用当地的工人，大肆拆卸厂区内的重要机械设备和重要仪器仪表。至11月5日，最后一批被拆除设备发运苏联，设备总量达160910吨，占原装备的65%，折合时价1.12亿美元。劫后余生的厂区，如剔肉鱼骨般，狼藉一片。

　　1945年9月21日，盘踞中国东北约半个世纪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解体。梦醒时分，灰飞烟灭。

　　由于大轰炸的毁坏（含2号高炉在内的四座高炉的附属设施），以及日本投降后5号、6号、7号、8号高炉设备的弃置和盗抢，昭和制钢所这个钢铁巨兽轰然倒下了，高炉炉膛内的烈火全部熄灭，高耸云端的烟囱渐渐冷却。

　　此刻，的队伍捷足先登，召开恢复生产的会议，改工厂名为“鞍山制钢所”。

　　内战又起，军占领鞍山，控制工厂，成立修复委员会，制订复工计划：修复两座高炉，日产生铁400吨，年产铁20万吨。

　　1946年10月1日，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成立，邵逸周任总经理，留洋海归的靳树梁、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王之玺、毛鹤年为协理。但是，他们的修复方案和复工计划一改再改，直至几成一纸空文。

　　无人不晓钢铁在战争和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政府非常焦虑烦躁。据轧钢专家、六协理之一的李松堂的回忆文章《我与鞍钢的恢复》记载：

　　1947年7月，当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和国防部部长陈诚先后来鞍钢视察时，已开工一组焦炉，一组平炉，2号高炉在烘炉。初轧厂刚砸出了8块钢锭。后来发动秋季攻势，对鞍山进行包围，外部运输基本隔绝，生产被迫停顿。

　　从正式接收开始，在鞍钢的22个月的时间里，仅生产钢锭9500吨、钢材1.25万吨，焦炭2万吨。

　　国共两军大打拉锯战，鞍山及其钢铁厂几度易守。1948年1月17日，鞍钢亮起了红灯，存煤告罄，除给水厂、电厂、修造厂等，其余各厂全部停产。2号高炉与另8个比肩而立的高炉成为死炉。

　　1948年2月19日，鞍山再次回到红色政权的怀抱。4月4日，在赤旗飘扬的“大白楼”，鞍山钢铁厂成立。4月24日，新鞍钢炼出了第一炉钢水。5月1日，炼钢厂举行开工典礼，党中央派贺龙将军专程从沈阳赶来鞍山参加隆重的典礼。

　　半年以后，即10月1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在沮丧和灰颓中关门大吉，邵逸周被免去总经理职务。

　　即使到了40年代，全中国除却鞍钢，尚没有另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分散在几个地方的钢铁厂，不是有铁无钢，就是有钢无铁，轧制钢材想都别想，而且所有钢铁厂合在一起，规模也不及鞍钢一家。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发出电令：“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

　　1948年12月23日，东北工业部向东北行政委员会呈报成立鞍山钢铁公司的报告，并于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批复同意成立。12月28日，任命李大璋为经理，杨春茂为监委，郝希英、王勋为副经理。

　　日本人败走了，离开了，工人阶级成为主人，复工复产成为主调。但举目望去，整个钢铁厂如同废墟，荒芜一片，到处长满了蒿草。

　　摆在我们面前的鞍钢却是一片废墟。厂里到处长满一人高的野草，白天野兔成群，晚上野狼狂嚎。高炉炉膛凝结着炉料和冷铁，平炉内凝结着冷钢。焦炉炉顶长满杂草。厂房的建筑结构、机械设备锈迹斑斑，等等，鞍钢已成了满目苍凉的一座死城。

　　那时，有的高炉被炸坏了，高炉的炉料和铁水凝结在炉子里，煤气管和煤气柜被炸开了，焦炉因多年不生产，炉顶长了草，炉内却淋了水，工厂的各种机器锈蚀得厉害……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人行将无条件投降时，把钢水冻在平炉里停下炉来。要复工首先得把满满一炉膛凝固的厚钢坨用氧气一块块地切割掉，然后拆去平炉顶上钢梁，一块一块地吊出来之后才进行拆炉、重砌，这样恢复一组平炉是很费事、费工、费时的……

　　看着大轰炸的惨状和屡遭破坏的现实，留用的一些日本技术人员抵触情绪严重，四处散布悲观言论，认为厂里提出的在一年内恢复生产的设想纯属异想天开、天方夜谭，并放言道，鞍钢即使由日本人主持恢复生产，而且用日本造的设备和生产技术，少则3年，多则5年。

　　面对千疮百孔的局面，正如王勋所叙述的，在恢复鞍钢的生产中祭出了两件“法宝”：

　　一是群众路线，依靠老工人，依靠广大职工；二是执行政策，发动留下来的技术人员，优待他们，为我们出点子。我们就这样使工厂一个一个地恢复了生产。

　　1949年5月1日，鞍山市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表彰和奖励在护厂、抢运、献交器材及恢复生产竞赛和立功运动中的功臣、模范百余人。炼铁厂修理厂配管工孟泰也在其中，他被评为一等功臣。

　　孟泰，原名孟瑞祥，曾用名孟宪钢，河北丰润县人，1898年8月生，12岁入私塾，因家贫，三月而辍，以打短工维持生计。18岁怀揣6块银圆闯关东，到抚顺千金寨刨煤。不久，进车辆厂学徒，满徒后当铆工，直至1926年28岁那年，来到鞍山，进炼铁厂当配管工。

　　在献交器材和恢复生产运动中，孟泰带领工人四处搜拣散失的器材，几个月共搜集上千种、上万个零件；修复2号、1号、4号高炉所需的旧阀门和“三通”等，几乎都是出自他和工友们修复后存放在仓库中的配管材料。其中2号高炉的修复，整座高炉的配管材料，全部是孟泰和工友们拣来的，计有300余件。捡拾的器材有的锈蚀严重，需要擦拭除锈后方可使用。由于缺少砂纸等物资，孟泰就徒手拿混着玻璃粉的细沙擦拭旧备件，双手布满伤口。

　　在2号高炉的修复过程中，孟泰干脆卷起行李搬到厂里，吃住在高炉。他每天手拎管钳子，围着炉台转，到处仔细检查，不管是修炉皮、拆卸零件，还是砌砖配管，总是抢在先，干在前；他很少回家，连家何时搬到对炉山新居、第五个女儿出生都不知道，他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们夸赞他，他说自己离不开工作，更离不开高炉。1964年7月的一天，智利诗人巴勃罗·德·罗卡来到钢都鞍山拜见孟泰，也听这位年长的劳动模范说：“我爱我的炉子胜过我的眼睛。”

　　原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在当时机械工业还非常薄弱的条件下，短期内居然能有两座炉子（指1号、2号高炉）恢复生产，简直不可思议！要想揭开谜底，还要从孟泰和他的“孟泰仓库”说起。

　　后来，人人称道的“孟泰仓库”，从最初高炉下的一间小铁皮棚扩大到三间大房。“孟泰仓库”一边堆着搜捡来的管子和接头，一边安放着按管线系统图精心排列的整理完了的管线。

　　1993年4月30日，孟泰的塑像在他生前工作的炼铁厂隆重落成。塑像在东，与一字排开的9号高炉、4号高炉、1号高炉和2号高炉遥遥相对。老英雄微笑着，望向高炉林立的西北方。

　　1949年6月26日，凤凰涅槃的2号高炉正式点火开炉。此举，比预计提前1个月零3天，炼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第一炉铁水。

　　相对于4月24日第一炉钢水的出炉，第一炉铁水的诞生更具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到初轧、成材，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全链条生产工序的基本形成。

　　珍藏至今的一张老照片定格了历史瞬间：工人们兴奋地站在高高的铁架子上，看着第一炉铁水流到铁水罐里，又看着大口大口喷着白烟的蒸汽火车头将铁水罐运到铸铁机上。

　　1949年9月1日，鞍钢公司敲锣打鼓地送给炼铁厂一块大铜牌，上镌“鞍钢第贰号高炉”字样，并悬挂在炉身背面的大柱子上，以此铭记2号高炉浴火重生后的高光时刻。

　　1949年11月，从安徽阜阳分配来鞍钢炼铁厂才第三个月的见习技术员周传典，被任命为2号高炉炉长。这一年他只有29岁。

　　他总共在鞍钢工作了9年，从见习技术员、工长、值班长、工务科长到副厂长、厂长，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观礼，当选全总执委会委员，直至担任原冶金部副部长，成为共和国钢铁工业建设的功臣。

　　多年以后，《鞍山文艺》创刊号发表了鞍钢机总一名工人诗人的《要看英雄高炉来》：

　　1. 解学诗、张克良编：《鞍钢史》（1909—1948），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4.《昭和制钢所二十年志》（1918—1938），内部资料，鞍钢史志办编著，1986年版。

　　5.【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下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1987年9月版。

　　6. 炼铁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炼铁厂志》（1917—1996），冶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8. 王延钢主编：《鞍钢人口述历史》，鞍钢集团新闻传媒中心，2021年版。

　　9. 王延钢主编：《老鞍钢人回忆录》，鞍钢集团新闻传媒中心，2021年版。

　　10. 张柏汀、江君照、姜曦编著：《邵象华传》，人民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2022年版。

　　11. 陈守力主编：《百年纪事——鞍山历史上的今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 周文龙著：《鞍钢征程——周传典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3.王天平、荣宏庆著：《于冲汉与满铁》，发表于《兰台世界》，2000年5月版。

　　14.王辅著：《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卜庆祥，祖籍青岛，生于湘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主要发表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新闻出版报》《中国记者》《新闻战线》《作家文摘》《青年文学》等报刊。已出版《红羽毛》《第一落点》《请问芳名》《看酒鬼表演》《夏日事件》《十国城记》《米鹤娘娘的绣楼》及《沸腾的生活》（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葱茏直上石头坡》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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