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肯尼亚寻找论文“枪手”

  一位莱斯大学人类学的中国博士生，在今年夏天前往非洲肯尼亚，展开了一场为期28天的论文“枪手”寻访之旅。

  她抵达位于赤道附近的内罗毕，真实感受到了“世界写之都”的复杂一面：在演化到近乎成熟的代写产业背后，是本地青年人在贫穷与机会中，摸索可能性的故事。

  12小时的转机飞行后，我从广州乘坐的ET318航班，落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刚出机场，我就感受到这座“世界第四堵车城市”的复杂交通：大多数地方没有红绿灯，过马路要从小贩、小巴和摩托车混杂的车流中左右突围，空气里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街道两侧的小贩把售卖的二手衣物举到每一个路过的人面前，试图伸手拉住他们。有揽客的人直接地识别出我的面貌，冲我喊“中国人，中国人”。

  我的耳朵里，不间断地闯入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和其他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再配上街上汽车的喇叭声和小巴司机揽客的叫喊，让人晕头转向。

  直到拐过一个停着二三十辆小巴的环岛，我从紧贴在一起的小巴缝隙中挤过去，到达我的住处——一栋黄褐色的十层建筑。

  这里是中心商务区的北部边缘。紧邻我住处的据说是肯尼亚最大的二手汽车零件集散中心，是一片到了夜晚会点火焚烧垃圾的棚户区。

  过去，我在留学群里见到过许多代写小广告。我一直以为给中国留学生做代写的也是中国人，所以看到关于肯尼亚代写的报道时就很新奇，觉得这种无意中产生的跨国连接非常有趣。

  查阅新闻资料后我得知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几乎每7个在欧美就读的大学生中，就有1人找过代写者。而这些“隐秘写手”中的大多数，都来自非洲肯尼亚。

  作为一个初来者，我在这个被称为“非洲硅谷”的城市中，没有第一时间捕捉到预想中写产业存在的明显迹象。

  前者是肯尼亚应用广泛的移动支付软件，被看作是肯尼亚发展IT经济的成功案例之一。后者紧紧跟着每一个被认作是游客的人，试图游说他们去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马赛马拉，观看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大迁徙。

  直到找到机会跟当地人对话，我才真切感受到研究写学者说的，“在内罗毕，每栋楼里都有两三个写手”所言不虚。

  28天的田野调研期间，我在这里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超市店员、修车工还是导游，无论他们的工作看上去跟写多么不相干，都有那么几个做写的朋友。

  我就是通过一位修车工认识了29岁的Josh，一个已经做了四年写的青年。

  Josh高高瘦瘦，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帽衫，灰色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棚户区的泥灰。

  这个原本想接替自己父亲在肯尼亚电力公司（Kenya Power）工作的男孩，毕业于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的物理本科专业。因为父亲在自己毕业前退休，没能拿到这个岗位。他做代写的工作地点在棚户区边上的一栋黄色的三层办公楼里。

  Josh从一扇半米宽的小门钻进去，经过走廊两侧密密麻麻的房间。这里每一个房间里都是一个小公司。他的工作间是其中一个卖二手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办公室。

  屋里陈设简单，橙色的墙面，靠墙的两排铁架子上放着轮胎和机油。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围着三把办公椅和几个塑料凳，桌上一个老旧的台式机和一台同样半新不旧的手提电脑。

  在这两台“枪手”专用的生产工具上，Josh写出超过我想象范畴的论文类型：从如何促进教育创新、糖尿病对心衰的影响、老年人社群的孤独问题，跳跃到如何减少未成年人怀孕。

  得知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人类学，Josh立刻翻出一篇自己代写过的人类学论文：素食主义者对伦理和自我的理解——在我看来，有点宽泛，但确实是一个会在人类学研究会议上出现的题目。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通过和多位论文写手的交流得知，他们最多的订单需求来自本科生的课程论文。跨度从英语文学、商业管理、统计学、数学、物理学、历史学到政治科学，各种学科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小到本科生的课堂讨论、同学互评，或是做一个编程作业，大到承包一整门课的作业和考试，甚至帮博士生写两三百页的整篇毕业论文也并不罕见。

  写手接到指令时，通常不会包含这个“单子”来自哪个学校这一类隐私信息。唯一共通之处是，这些论文都要求英语写作。我采访到的写手们，和查阅到的研究肯尼亚代写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大多数订单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学校。

  而不同的写手们，各自有擅长的领域，他们在接单时来者不拒，遇到实在写不了的题目，就会在抽成之后转给下家写手。

  Josh虽然学的是物理，但是更喜欢写人文社科的论文。ChatGPT是他最新的“糊弄工具”。

  有一次我去Josh的办公室，他正在写一篇三页纸的电影短视频视觉和修辞分析。他把客户发来的论文要求直接放进ChatGPT生成一个文本，再在这个基础上修改。

  这个短片太新了，免费的ChatGPT3没法调取和电影有关的信息。他只能自己把短片看一遍，让ChatGPT列举视觉分析和修辞分析的一些基本角度，比如灯光、道具、服饰、镜头语言等，然后试图把一些电影细节填充进去。

  Josh写的主要是不要专业名词、能够用常识来完成的部分，比如服装道具的分析，讲短片里服装的变化，帮助观众区分不同平行宇宙里的蜘蛛侠。

  半小时之后，他抱怨起这份订单的无聊，终于忍不住，从网上的一篇影评里复制了一大段文字，放进另一个AI工具里调整一下语序，就粘贴到自己的文档里去了。

  这种“文字游戏”的拼贴组合，早在ChatGPT出现之前，写手们就找到了偷懒的秘诀。

  比如，写手们会把和客户真正的需求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网络资讯拼合在一起。即使是要使用到编程运算的作业，也可以在Chegg（一个美国的教育技术公司）上找到类似的题目，然后按照数值修改一下。

  我问Josh那万一做得不对怎么办，客户会不会找他麻烦。他就笑说，很多时候客户自己也不懂，只是希望能有个东西交作业而已。

  对Josh来说，这不过是一份只有每页300肯尼亚先令（约14块钱）的订单。

  通常，写按页计价，且以层层分包的形式，肯尼亚先令和美金在当地都可使用。因此，一篇论文会形成三个价格阶梯：代写平台报给客户的价格，代写平台报给平台写手的价格，最终写论文的写手拿到的酬劳。终端写手拿到的是最少的。

  作为写手，他实际拿到的酬劳是每页300肯尼亚先令。他的上线Sharon，从代写平台上接单价每页大约是10到15美金（约73到109块钱）。

  我尝试作为顾客，用这篇论文的要求在平台上下了一个要求三天内完成的单子，平台显示价格为每页20美金（约146块钱）。整个链条最终差价10倍。

  写手们偶尔也会认认真真地对待一些他们都觉得有意思的论文。比如，Josh和Sharon都十分喜爱写医疗护理类的论文。

  Sharon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担心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她写过很多关于自闭症的论文，根据从这些论文里学到的知识，她问朋友孩子的眼距宽不宽、平时是否抗拒和人肢体接触。朋友说没有，Sharon就劝她不要担心。

  Josh也说自己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的时候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因为他知道哪个范畴是正常值。

  有一次看到有人在代写群里找“护理专家”，Josh马上跳出来说他是。我有些戏谑地问他，你是护理专家吗？Josh马上回我：“我当然是，我写了那么多护理论文。”

  对方提出要找女性。Josh一边回复说，如果找不到女护理专家的话可以再联系自己，一边又对我说：“我也可以说我是女性，他怎么知道。”

  一个方方正正的电脑屏幕，利用互联网连接的是代写产业两端年轻人不同的命运轨迹。

  对许多肯尼亚的大学生写手来说，代写是一个过渡职业。做代写的报酬，可拿来支付大学期间的房租和生活费，直到他们找到正式的工作。虽然鉴于肯尼亚现在13.4%的青年人失业的情况，找到正式工作“上岸”可能遥遥无期。

  有了正式工作后，很多人也会因为正式工作工资太低而把代写作为一个兼职。并且，这是一个逃避税收的收入来源。

  Sharon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从内罗毕附近的一所大学毕业，学的是食品科学。她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Josh在做代写。毕业之后在食品加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觉得收入太低，让Josh教她入门，现在全职做代写。

  跟Josh和他的同事David相比，Sharon的生活要稳定许多。Sharon给我看一个账号的月收入，有1400多美金（约1万元人民币）。而她一共有两个账号，更高级的账号有抢单的优先权，还能调整自己的接单价格。

  这两个账号为她带来充足的订单，还能够把部分订单在抽成之后转包给其他的写手，比如Josh和David。而没有账号的写手Josh和David在欧美大学放假的时候，也就是写的淡季，还得兼职倒卖二手汽车零部件。

  跟肯尼亚每年2170美金（约1.5万元人民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比起来，这是一笔十分好的收入。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Sharon就告诉我她在攒钱准备买房子。

  应Sharon的邀请，我搭乘小巴去她在金宝（Kimbo）的家。相比起拥挤嘈杂的内罗毕市中心，离市中心约30公里的金宝要安静许多。

  沿着一条与高速路垂直的黄泥路往里走，路边只有一排卖东西的铁皮房子和棚子，再往里走开始有一些四五层高的小公寓。Sharon租的一室一厅就在其中一栋小公寓里。

  按照美国人的作息，她在肯尼亚的晚上通常会迎来工作接单的高峰期，“通常我睡两个小时，然后就醒了，我会去查看我的邮件，我（在平台上）竞标工作，然后再接着睡。”

  我们见面的前一晚，她凌晨1点到3点在忙Josh搞砸了的一个单子。之后几次起来，直到凌晨6点，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晚上11点，才放心睡过去。

  Sharon抱怨她现在很难认识新的人。即便金宝是代写写手聚居的地方，公寓楼里就住着好几个同行，但她一个也不认识。每天她最期待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她的一个在小学工作的朋友下班了，她会去找朋友小聚。

  用她的话说，除非对方也是一个写手，否则自己不太可能结婚，因为很难想象自己的作息能够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想象一下他下班了，躺在我边上，然后我每隔两个小时要查一次手机。”

  从肯尼亚写手的角度看过去，屏幕对面的客户的面目则有些模糊。他们是网站上的头像，和通信软件里带着不同属地区号的电话号码。

  需求方有各个阶段的学生，也有正在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比如护理类论文就往往来自正在美国受训成为注册护士的人。

  写手们对客户的看法充满矛盾。有时候他们都觉得找代写的本科生有钱又懒惰，有些时候又能够同情客户，尤其是正在读硕士或者接受职业训练的人，觉得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忙不过来情有可原。

  写手们更愿意跟客户保持直接、长期、稳定的联系，绕开平台抽成，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事。

  Sharon之前给一个美国的护士代写课程论文，她完成得非常好，以至于护士帮她付钱报名了一个护理培训。如果通过培训，她可以拿到一个可以出国去当护工的证明。也有一直帮同一个客户做作业的写手，客户出机票钱让代写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Josh说他知道一个做代写的女孩，跟一个美国客户最后结婚了。

  使用平台，写手们最大的烦恼是如果客户向代写平台投诉，他们的账号会收到警告、降级或者被停用。而写手对平台申诉的渠道有限。

  我凑到Sharon的电脑前，她指给我看近期收到的处罚。最近一次是2020年，是一个降级处罚，页面上显示的原因是没有遵循客户发来的论文要求。被降级之后，账号的收入从每两周700多美金，减少到了每两周100多美金。

  这个账号是Sharon从别人那里购买来的，她没有告诉我买这个账号花了多少钱。账号的累计收入高达7,000,000多肯尼亚先令（约35万元人民币）。BBC报道中提到，类似的代写账号可以卖到500,000肯尼亚先令（约2.5万元人民币）。

  账号是一个抢手的商品，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投资。拥有一个代写平台的账号，意味着他们能够直接从平台接单。账号的所有者会把容易写、利润高的单子留给自己，把不好写的单子在自己抽成之后转包给其他的写手。但一旦账号因为被投诉而停用，写手也会损失惨重。

  通过绕开代写平台直接与客户联系，规避了账号被停用的风险，但也带来了被骗的可能。

  我访谈过的每个写手几乎都有客户在收到作业之后不付尾款，从此杳无音讯的经历。

  写手群里，隔三岔五就能看到有人问应不应该向客户的学校举报他们。这些帖子通常得到的建议都是算了，如果学生还需要再找他们代写往往会回来把上一次的钱结了。

  我遇到的写手们总说代写是“帮欧美小孩做作业”，但他们也在做中国留学生的生意。

  中国留学生能够最终靠代写平台找到他们。有时候，写手们也会主动寻找一些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渠道，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打广告，或是从中国中介那里接单。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为了让论文看起来更具真实性，中国留学生会让写手们刻意添加拼写或语法上的错误。与此相反，欧美客户会指出他们的一些写法措辞不是“美式英语”或者“英式英语”，要求他们改正或者给出差评。

  许多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代写平台都会生动地描述留学生的学业压力。例如，一个代写平台上的博文这样写道：

  “ 不管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essay、paper、assignment三天一小篇两天一大篇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平时还会有presentation、quiz等等。每门课都有很多assignment，像是每周要看reading，写读书笔记，这样的小作业特别多。学期末都还要交课程essay，几乎每门课都要交一篇。另外essay篇幅要求少到1000字，多至四五千字。从选题、查文献，到最后写出来，一篇文章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更不要说很多文章都是挤在一个时间交了。更要命的是，这些论文还有一堆格式要求。”

  平台上的这些描述似乎是给留学生找代写的借口。但它描述的写论文的痛苦，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我确实可以感同身受。

  欧美学校明确限制抄袭。例如我读博的莱斯大学，对抄袭的定义是“引用、转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他人的言论或想法作为自己的言论或想法，而没有正确标注明确出处”。惩罚是从警告、挂科到可能停学三个学期。

  实际操作中，教授们能用来检测抄袭的方法主要依托于技术。包括莱斯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大学常用的Turnitin，它将学生上交的论文和一个文本数据库做比对，通过算法来分析相似性。

  代写也被视作抄袭的一种。但是理论上讲，代写的内容都是写手自己“原创”的，不涉及对已经存在的文本的剽窃，所以用Turnitin之类的查重服务或许是查不出来的。即使老师有所怀疑，最后也很难有实际的证据。

  在内罗毕做田野调研的一个月里，我从最初对代写者的猎奇，到后期和这些年轻人产生了遥远的共情。

  对于正在读博的我来说，最戳心的一点是，写手们尽心尽力写的论文似乎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外没有一点价值。

  Josh和Sharon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写过的论文加起来应该已经有好几个硕士博士学位了，又说代写接触到的各种知识让他们现在跟任何行业的人都能顺畅地对话。但这些知识除了能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论文写手之外，似乎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其他的变化。

  每次我跟肯尼亚的写手解释说我正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需要我帮你写你的博士论文吗？我常常用玩笑把这一个话题岔开，说人类学太穷了，雇不起他们。他们的下一个问题往往就是：那你自己为啥不做代写呢？

  的确，从实际收入来讲，Sharon接单的月收入远比我读博的月津贴要高。但我最后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做代写，对这个诘问，我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回答，只是用另一个自我调侃和玩笑来回答他们：写我自己的论文已经够累了，不想再写别人的了。

  最初，我尝试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代写写手做访谈，但是大多数都拒绝了我。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我要不要找代写。知道我在做研究之后，问我接受媒体采访是否有报酬。

  在从前的田野调查经验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免手足无措，但转念想想又觉得很合理。如果自己写论文要收钱，为什么提供信息给别人不收钱呢？

  遇到Josh、Sharon和David这几个愿意无偿向我讲述他们的经历的人，是幸运的巧合。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会在写完稿子一起去小餐馆或者酒吧闲聊时，常常暗示我应该请客。

  平时他们自己去会点100肯尼亚先令（约5块钱）一杯的本地啤酒，在和我一起的时候则会问我能不能点用美金计价、更贵的金酒。

  因为物价的差异，请客的钱对我来说并不多。但这感觉自己是在用金钱购买研究对象的知识，多少有些打破我对人类学界田野知识是无偿赠与的幻想。

  一次我们从酒吧回来，David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适，跟我说“在这里人们总是问你要东西，是因为在肯尼亚，生活很艰难”。

  生活在肯尼亚是很困难的。这句话我从写手、摩托车司机、修车工、导游和超市店员嘴里都听到过。我在肯尼亚的一个月里至少经历了三场抗议，抗议不断高涨的生活开销和税收。更多的人则是在抗议时闭门不出，以免被误伤。

  我离开肯尼亚的时候，Josh和David都说让我要记得他们。又半开玩笑地说，要给他们推荐一些中国的客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生意。

  我不可能真的给他们介绍客人，也很难说把他们的经历变成学术知识对他们有啥好处。最后想想，我能给他们的回馈，也就只有当时那些让我稍感到不适的金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