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长们回忆周总理：他记忆力惊人看似温柔严肃起来让人害怕

  用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用来形容周总理绝不为过，但如果要是去问那些在周总理身边做事的老干部，周总理在他们心目中是何等形象？

  他们定会告诉你：看似温柔，实则严肃起来让人害怕。他们最怕的就是周总理，“怕”他工作时一丝不苟地认真做事的态度 ，“怕”他对下属的严格要求。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的下属，对自己也是透着狠劲，与其说对周总理是怕，不如说是一种敬畏之情，更为恰当。

  据老部长们回忆他们最“害怕”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情况，周总理的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他们照着材料读都不如他的脑子记得准。想要探究他的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国内外不相同的领域的知识，笔者猜测应该无人知晓。但通过周总理逝世之后调查各阶层所描写的文章中显而易见：周总理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

  周总理有一次邀请国外的专家们共享宴会，报告局统计专家所在北京的人数大约为250人到370人之间。这一个数字可是难倒了招待部门，数字范围太大，该怎么样安排座位，成为一个难题，无奈之下只好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沉思片刻，写着：最多280人。

  果不其然，按照周总理批示的人数进行安排，除个别原因没有到来的专家，当天到来的竟有270多人。面对周总理如此精确地推算，工作人员表现得尤为惊讶。

  还有一回，周总理去往贵阳会见当地干部，进行会议讲话。会议结束后，负责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将会议内容，上交给周总理进行审批。晚上周总理突然提出需要对稿子做修改，由于当时没有保留底稿，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但周总理却是一脸淡定地说着：“不要着急，我来默诵，由你们进行重新记录。”

  当时会议上记录的稿子有上千字，就连当时负责记录的同志都没有很好的方法完整地复述，周总理可以吗？周总理先是复述了一遍原稿，随后又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完毕，工作人员半信半疑地拿着口述稿以及需要改动的内容，打电话到北京那边核实，结果惊呆了所有人，周总理口述的内容竟然与原稿丝毫不差。

  经过此事他们才彻底明白，过目不忘这件事不仅仅存在于夸张的文学史中，世界上竟然真的有如此之能人。

  周总理不仅能力超群，对工作也是负责严谨。他最不能接受的是部门的人对工作了解不到位，做事马马虎虎，但凡遇到这一种人他从不手软。因此部门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周总理询问工作上的数据及具体情况。

  有的时候，部门的人汇报工作会带着上级领导，周总理见这种场景气不打一处来，汇报工作这种简单的事情，难不成要带上祖孙三代吗？ 简直是胡闹！有几个部长随后带着助理坐在前后两排，周总理严厉地训斥：“汇报工作是不允许有二排议员的！”

  有一回周总理进行国务院的会议主持，会议现场有百十号人。一位部长或许是因为紧张，亦或者稿子非本人所写，读的时候吞吞吐吐。周总理的眉头紧蹙。

  就在那位部长读到一组指标数字时，周总理忍不住打断了他，语气十分不悦：“这组数字不对，看清楚了再读！”那位部长脸憋得通红，磕磕巴巴地重新读了一遍，周总理毫不留情地继续说着：“还是不对！”紧接着他凭借自己的记忆力说出了那组正确的数字。

  全场此时响起了哗哗的翻文件声音，这位部长也不例外，他翻来覆去地确认了好几遍，支支吾吾的说：“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一个数，这部分打印的不够清晰.......”这番话一出他顿时醒悟，明白自己不存在必要再说下去，紧接着到下一位副部长讲话了。

  这位副部长哪见过这种大世面，还未开口，冷汗就在后背直流。硬着头皮读完了稿子，周总理开始发起提问，他手脚慌乱地开始查找有关的资料，好在问题都回答正确。本以为周总理会喜笑颜开，但没成想他始终板着脸，面带威严地说：“自己负责的工作，汇报还需要依靠稿子，以后不允许这样做。”

  随后他继续转过头问先前那位发言的部长：这些资料之前都是经过你们反复审阅之后，才送到国务院进行签字盖章的，如今为何还会频频读错？”部长羞愧地低下头回复着：“文件是由主任签字，工作是由副部长出面主持的。”周总理听完更怒了：“这是在推卸责任还是意在表达制度的不够完善？”部长被问得哑口无言。

  周总理继续补充：“这其中存在着制度的问题，有些文件内容质量差，但是却盖了章送到我这边来了，我也只能批阅完退回去让其重写。”紧接着他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音说：“现在做如下规定，但凡是需要送到党中央的文件，不允许盖上章就放任不管了，必须要有有关部门负责人签字才可以送。

  倘若以后我审批文件中再发现类似的问题，那么我就要找相关负责人，部长签字我就去找部长，谁签字我去找谁，如果我问相关情况你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那就认为你是官僚主义，就一定要做出相应的检讨。”

  大会结束后，几位部长赞不绝口：“总理的记忆力真是过人，大到可记天下事，小到别人记不住的事情，他都能一一道出。”

  倘若“办公室”这个词语理解为工作，处理事务的地点，那么细细算来周总理应该是历史上拥有办公室最多的人了。

  据统计，周总理看得见，摸得着的办公室有4个。其中卫生间也是周总理办公的好去处。作为工作狂的周总理有一个习惯，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卫生间，这一去多则一小时，少则半小时之久。他日理万机，不愿意就这样白白荒度时间，于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会带上很多的文件资料和报刊。

  周总理的秘书会在他去往“第一办公室”之前将文件分门别类，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排序，一波一波送到卫生间。不仅如此，秘书还会利用最近一段时间将工作内容做简单的口头汇报，周总理也会及时将自己在前天晚上思考的决定进行传达。如此珍惜时间之人，工作效率超出常人也属实正常。

  周总理审批的报告以及文电资料，秘书通常安排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外交、军事两方面排在最前，因为这种一般突发情况较多，情况也比较紧急，放在后面的一般是农林系统。

  有一次，负责农业的助理急匆匆地与外交助理进行协调，催促能否加快速度。因为当天会议上周总理需要听农业汇报，他需要提前将农业基本情况分析给总理。

  排在前面的几位秘书也是十分干练，很快就结束了，留出时间给农业秘书。当秘书准备汇报时，他开始犹豫不决，因为周总理正在审批文件，而他汇报的农业情况大多是农产品产量、分配等一系列数字。

  通常情况下，一心二用的人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完全记住这些数字的，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国务会议上，周总理竟然根据农业秘书的汇数数据纠正了一位副部长读错的数字。会议结束后，这位副部长惊叹道：“那么多数字，记在纸上我都可能记混。周总理不一样，他可以全部记在脑子里。倘若他知道周总理只听了一遍就记住了，我想他应该会惊掉下巴。

  周总理清晨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后，下一步动作就是拿出五分钟的时间做保健操，然后花两分钟时间洗漱收拾。紧接着他就会来到他的第二办公场所——客厅餐桌。即使是吃饭时间他也会充分的利用进行工作，吃饭只是附带而已。

  1981年1月20号，将周恩来从1950年到1976年这20多年以来的工作日志交给了当时的中央。打开周总理的日志会看到上面的内容是按照小时记录的，详细地记载着每一个小时的工作任务，但通读全本都没找到关于他吃饭时间的记载。

  因此周总理与大姐坐在一起吃顿饭的次数少之又少，每每遇到，秘书们都不忍上前汇报，但仍旧还会有不可避免的紧急事务发生。

  有一回，秘书拿着有几处需要修改的农业政策方面的稿子，来找周总理审批，恰巧走到门口发现周总理正在与共进午餐。秘书开始为难，这个稿子等着上报，进去的话会打扰到总理，但事情又比较紧急，不进去又怕耽误。他急得在门口直打转，不时地朝屋里张望，周总理注意到他，说：“有什么事你就进来吧。”秘书红着脸走了进来，很是尴尬。

  也是无奈的苦笑：“哎，你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比放过他啊。”秘书进退两难，周总理看看又看看秘书，随后用十分温柔的语气说：“没事，你就说吧。”秘书赶忙把文稿递给了周总理，请示审批。

  周总理的时间观念很强烈，从他对时间的宝贵程度显而易见。“开门见山干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就是对周总理最好的评价。在周总理身边待久了，秘书们说话也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客套寒暄的话直接抹去，因为实在是浪费周总理的时间。

  周总理早饭时间过后，就会来到他的第三办公区——办公室。办公室陈列能够说是朴实无华，经济实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摆放在正中间的木架子，上面还铺着从解放前他就使用过的毯子。

  虽然破旧但却干净整洁，毯子上面摆着一尊毛主席的雕像。两侧靠墙的位置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选集。

  周总理的办公桌两边是带有抽屉的写字台，他的办公椅是那种解放初期最常见的弹簧座的沙发椅。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一条老式长条桌，上面铺着一层板正的桌布，在桌子周围摆放着四个板凳，这是他经常与副总理、部长们谈话的地方，周总理的办公桌总是堆满了成山的文件，他只能腾出一小块地方供他审批。这块地方除了文房四宝之外，还放着三件宝贝：清凉油、老花镜、套袖。

  他通常走到办公桌第一件事是带上套袖，这种套袖十分常见，与工厂工人用的套袖无异，松紧带穿在套袖两边，整体是用蓝色粗布缝制的。因为周总理批阅文件常常是一整天，套袖可以很好地避免衣袖磨坏弄脏。他带套袖的同时会弯下腰看日历上他今天的工作安排。戴好套袖后，他就会坐下来，左手带上老花镜，右手拿起文件，开始了他一天的”正式“办公。

  秘书们也会随周总理的办公节奏忙碌起来。通常情况下这个办公室使用高峰期是在晚上十点钟之后，因为白天周总理有必要进行视察工作、外交、作报告以及开会等。白天工作结束后，他会急匆匆地赶回来，下车第一件事情是清清嗓子咳嗽一声（这个习惯来源于周总理之前做地下工作时，用咳嗽声代表暗号而形成的条件反射）。

  这个咳嗽声久而久之也成为了秘书们上班打卡的讯息。但凡是听到周总理的咳嗽声，就明白总理已经回来了，他们就会准备去办公室，将总理需要用的文件、电报拿出来，等待总理批示。

  周总理夜晚办公有一个习惯，见到秘书进来就让他泡杯浓茶。为此十分担心，曾多次找到秘书做沟通:“总理的习惯你们也是知道的，他见到你们就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但凡你们在他面前晃悠，他就静不下来，所以可否当天只留一位值班秘书，当天的文件也由他负责，这样一来人少了，总理也能放松一些。”话虽如此，但在总理身上是完全做不到的。

  周总理深夜办公的特点有三个。其一，亢奋。这种亢奋十分具有感染力，整个办公室都会受到周总理的熏陶，经常会在办公的地方听到周总理与秘书简短而又急切地交流。

  “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多次强调过了，主席传达命令要立刻汇报，有重大灾情要立刻汇报，不论我是在忙还是在休息，这种事情是不能耽误的，为什么过了半天才送过来！”周总理一边拿着文件审批着，一边继续说：“你们别担心我忙，以后遇到这一种事情一定要立刻汇报给我，不论我在干什么，我能忙得过来。”

  有一回周总理眉头紧皱着，带着老花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秘书，秘书冷汗直流。总理拿起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你看过吗？”

  “既然你都知道问题所在，为何不修改完了再送过来？”秘书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说着：“这，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也，我也不好修改。”

  周总理一边把文件退给秘书一边拿起新的文件审批着说：“你既然在我这里工作，你就应该对我负责，这种文件给我看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在这种办公环境下进行工作，谁会有松懈之心。

  其二，认真严谨。但凡经他手所发出去的文件，每一个字都是他亲自审批核对的。他经常整夜不合眼，详细地计算着文件上的数据。秘书见了十分心疼就劝总理：“这些数字别人计算过，应该不会有问题，总理就不要再重新计算了。”

  周总理眉头再一次皱了起来，“怎么又说这种不应该的话？”秘书只能悻悻地闭嘴。总理接着补充说：“这一步并不是多余的，每一组数据都关系到国家的生计以及百姓的血汗，签一个字很容易，但我要对每一个数字负责，必须要小心谨慎。”

  他每一次核算都避免了很多的错误。每个部门上报的文件水平参差不齐，周总理批阅文件又总是一丝不苟，因此他修改文件，一改就是十几个小时，他经常开玩笑似的说：“这个总理当的，好像语文老师，天天在这里批改学生的作业。”

  其三，达到忘我的境界。周总理批阅文件经常都是七八个小时埋头修改。超过十个小时，他就会大口大口地灌着浓茶水。浓茶水不管用他就会拿起三宝之一“清凉油”抹在太阳穴上。

  周总理经常因疲劳过度而流鼻血。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颗爆炸，抗美援朝等事件他不知因疲劳而发生过多少次。抗美援朝时期，周总理忙碌到三天三夜未合眼。

  那几天的夜里他的鼻血止不住地流淌，警卫部工作人员担心周总理身体吃不消，多次上去劝阻希望他能够休息一下，但总理不肯，坚决要等到来自前线的加急电报。

  警卫人员再次提醒，总理突然间来了脾气，生气地说：“这简直是胡闹！为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为前线志愿军战士负责？”

  这一生气鼻血流得更多了。身边的卫士心疼得泪水直流，周总理随手抹了抹鼻血，语气中有些许的无奈：“可能我语气比较重了些，但是你们考虑过前线那些为我们流血的战士吗？他们不怕牺牲，我留着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呢？倘若我此刻去休息放任不管，那我如何对得起这些战士？”

  电报从前线发过来周总理回复后，他才吃下药休息，从那之后，警卫人员再也没有劝过总理休息。

  周总理的第四办公区应该就是床头了。在周总理晚年卧病在床期间，经常在床上办公。起初他是背靠在床头，曲着腿将文件放在腿上审批。这样的方式十分累人，看了直呼心疼，她只好请木匠为他特制了一张床上小桌。

  这张小桌与普通桌子不一样，它的桌面是有所倾斜的，桌子的设计也是能够正好卡在床上的。从那之后周总理就离不开这张桌子了，后来这个桌子陈列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有一回,周总理在床上办公已超越17小时了，护士见他毫无休息的意思。就上前劝阻：“总理，这种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可以让其他同志帮你完成呀。”起初总理带着老花镜眉头紧皱着计算着什么，他瞄了护士一眼，没有吭声。

  直到他认真地算完最后一组数字之后，他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望向护士：“你口中所说的具体技术性工作，你觉得理解得对吗？”未等护士开口，他继续说：“每一个都关系到几亿人民的生存，这如何能说只是技术性工作？百姓靠着粮食生活，倘若我不好好计算一下，如何能了解清楚这其中的底细。现在国家面临的是粮食不够吃，我算的越准确百姓就少挨饿。这是我作为一国总理应该做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严肃起来：“之前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导致百姓跟着遭殃。虽然好心办了坏事，但是中国要从始至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都要为了人民。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那么你或许就能够理解我的这番苦心了”这番话似乎点醒了小护士，她一边哭一边狠狠地点头。

  周总理端起药来一饮而尽，继续戴上老花镜握起笔说：“你先去休息吧，我还不能休息，这些工作还需要我。”这一晚，他一夜未眠，不知经历多少个未眠的夜晚，他的生命逐渐消耗殆尽。

  不光是部长领过“教训”有一些将军也不例外。20世纪50年代，在送西哈努克离京之时，陪同周总理前往的还有一些将军们。当天飞机是3点起飞，但那天足球比赛也是3点开始，将军们早就心不在焉，满脑子只有球赛，因此当飞机机门还没关上，将军们扭头奔向机场门口。

  原本周总理还面带笑容地站在那里等待飞机起飞，但看到将军们毫无顾忌着急离开，他大发雷霆，告诉卫士立刻跑到机场门口，拦下那群军将军，一个也不许走。”卫士也丝毫不敢怠慢，飞奔到门口告诉将军们，总理有事通知，请他们速速返回。

  将军们虽然心里有些许遗憾，但想到总理有事吩咐，他们说说笑笑地赶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站如松，纹丝不动目送着飞机起飞，消失在空中，随后总理告别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者。

  直到外国使者全部离开，将军们还在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紧接着一声呵斥打破了他们的氛围：“你们心中有没有军纪？学过相关条例吗？”

  此时他们才发现总理的脸色铁青，也就悄悄地不敢吱声，稍息立正的站好。总理继续严厉地训斥着：“条例上有规定总理还未离开，你们就可以先行一步了？你们在部队里，你们这些首长还没走，手下如果全走了，能行吗？”

  机场里的气氛冷到了极点，总理渐渐地缓和了语气说着：“客人还未彻底离开，机场的人就已经走光了，客人心里会怎么想，今天我就来给你们上一课，在外交礼仪中，来者是客，客人登机，要静静的等待飞机起飞，等到飞机打开机翼之后.......”

  总理这一讲就是15分钟，随后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轻声地说：“你们着急我知道是因为想看这场足球赛，我把你们喊回来，教你们这些本就应该明白的道理，我特意讲足15分钟，目的是为了能够加深在你们脑海中的印象。现在我们出发一起去看球赛吧，还能看一个半场。”

  这次的教训让将军们记忆犹新，从那之后再也没发生过如此失礼的事，他们不仅没有抱怨过总理耽误了他们看球赛，反而十分感激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