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无寸铁的真实”生活在萨拉热窝｜全球教育现场·苏菲专栏

  我才抵达萨拉热窝时已是深夜。这座城市像一个疲惫的幽灵，用它空洞的眼睛看着我从出租车上走下来，拖着两个大箱子，进入一条小巷。

  出租车司机往往是人们对一座城市产生第一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热情或冷漠，好客或贪婪，以及说话的方式和提问的内容，常如棱镜般折射出城市复杂面孔背后的基因底色。有时候，这将决定一个旅行者接下来对自身运气的判断：在异国他乡是不是能够信任陌生人。

  走在灯光浑浊的巷子里，我失去了判断。回想起刚才的出租车司机，他头发花白，身体瘦小，浓眉细眼坍缩在高挺的鼻子和松弛的皮肤上。皱纹横沟交错，仿佛岁月从他脸上经过留下了一大笔永久性罚单。从机场到古城中心30分钟的车程里我们没说半句多余的话，他所有生命力好像都只用来维持着当下必要的呼吸。

  我对波黑的仅有了解在此刻显得有些肤浅可怜，它嘲笑我无法轻易理解历史究竟为战后继续留在这片土地的人开出了怎样的罚单。等时差带来的疲惫缓缓爬上身体，我便一头栽进了梦里。

  梦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像一个棱镜把南斯拉夫折射成六个国家，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两种文字。梦醒时分已是白天的萨拉热窝，这个城市如同幽灵幻化成了人形，显得有血有肉起来。阳光像上帝般清醒地洒在所有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物体表面，并制造出各种阴影。酒店外，喷泉广场的游客与前来讨食的鸽子让本就窄小的古城中心显得十分拥挤，但四周低矮的红砖木屋又放大着视野的宽阔，直至不远处环绕的绿色群山，和山上无数橙白色相间的房子。衬托之下，只有贝格寺塔楼显得格外高耸，仿佛自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起，故意为了让一代代祈祷时看向麦加朝圣的方向更为清晰。

  我走进其中一条巷子，商铺外堆满了从木刻到织物等不同的传统工艺品。巷子连巷子，餐厅外的桌子上，波斯尼亚黑咖啡被装进花纹精致繁复的小型金色铜壶，风味浓郁的洋葱烤肉饼被摆入银色的铁盘子。然后又是另一条巷子，石板街被水泥地代替，通向犹太会堂和耶稣圣心大教堂。尽头的米丽亚茨河岸，当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公爵遇刺的拉丁石桥上此刻略显空荡，河边坐着两个贩卖手卷烟的老人。

  如果我就像现在这样再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几天，迟早也会发现萨拉热窝不是贝尔格莱德。这里没有星巴克，唯一的一家麦当劳在2011年开张，一年后又被迫关闭。战争曾一度试图加速某种臆想的未来，反而导致属于现在的时间慢了下来。现在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塞族，克族，和穆族三个不同民族的轮值总统。没有愈合的伤口继续凝固着人们的习惯和记忆，二手衣物店，德里纳牌香烟。

  作为一个外来人，一个旅行高中的老师，我清楚自己即将带学生向这里的陌生人索要知识：听一些故事，选择某种立场，再通过一系列分析得出一些令人安慰的结论。过往的经历让我明白，只有从现代文明的单一叙事中走出来，才可能像被洗去血水的婴儿，睁眼看到真实的世界和它冰冷的背影。眼下四周环绕的群山曾是1984年南斯拉夫轰动一时的冬奥会滑雪比赛场，同时也是自1992年起塞族军队对萨拉热窝进行长达4年围城封锁轰炸的根据地，领奖台成了处决台。如今的山上布满了有人住和没人住的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有大量的公墓。墓碑上，死去的人们终于确认地告知了世界他们线

  如同时间对于一个幽灵来讲形同虚设，数字的丈量反而让萨拉热窝显得更为面目模糊。

  “战争似乎总是别人的事，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角落的事。当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的时候，我妈妈会祈祷着说感谢上帝，还好那不是我们；后来克罗地亚被占领，她说感谢上帝，那不是我们；等到武装冲突发生在波黑边境时，我的妈妈仍旧说着感谢上帝，不是我们。直到某一天......直到某一天，一颗炸弹落在了家对面的大楼，而我的余生都再也无法忘记那种爆裂的巨响。”

  战争爆发后，Aida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一名记者，因为她相信只要世界知道萨拉热窝发生了什么，人们就会来阻止这一切，于是她的决心幻化成某种忍耐，忍耐时间每分每秒在耳旁轰鸣，血肉模糊的故事和数据堆积成山。停火，战斗，狙击手；联合国，北约，空中轰炸；谈判，协议破裂，大屠杀。等待戈多，等到了1994年，Aida慢慢的变成了萨拉热窝分社负责人，而就是在1994年的某一天，她突然意识到，没有人会来了。

  Aida用着一种再淡然不过的表情和语气回忆着和Ismet的对话时，仿佛那不过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而我从没见学生们对待讲座嘉宾如此认真过，平日里那个爱耍酷的西班牙男生Mario不再面无表情，他身体前倾地压着桌子，眼神紧紧追随着Aida；来自孟加拉国的女生Rubi没有像往日里那样频繁地举手提问，她低头沉默地在笔记本上不停地写着，似乎想要记下Aida所说的每一句话。

  比起任何一种课本上抽象标准的定义，我想Aida的故事都更直接，具体，和人性地表达了新闻究竟是什么。送走Aida后，我同意了学生们想要换到教室外的咖啡店继续小组新闻项目选题的请求。一个旅行高中的教室向来非传统，这次新闻课的教室其实是从假日酒店租来的会议室，木质的桌椅厚实地压在沉沉的暗红色地毯上，灯光发旧，把房间包裹地密不透风。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和讨论让大家已然十分疲惫，但我的内心仍感到某种触动，双重的历史就在眼前展开。

  生活在萨拉热窝，就像习惯了那些凝固在无数老建筑上的旧子弹坑，是某种时时刻刻的缓慢。每天从古城区中心的公寓走到新城区的BBI商务中心，再到SCC购物大厦旁的假日酒店教室，路上的行人如同这里的亚洲面孔少得可怜。直到一年一度萨拉热窝国际电影节的到来，才彻底点亮了城市的白天和夜晚，平日里闲散空荡的街头忽然出现了许多衣着时尚的新鲜面孔。这些行走的珠光宝气在某个时刻甚至像划过空中的流星，折射出旧日里波黑作为世界中心的荣光，同时又象征着崭新的，某种来自现代文明稍纵即逝的的寓言。

  此前，Mario的兴趣集中在人工智能对于虚假消息传播的话题上，因此采访了半岛电台（AI Jazeera）巴尔干分台的萨拉热窝记者，就数据新闻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作用给出了观点性报道。Rubi去了趟就在假日酒店对面的波黑历史博物馆，回来后不久竟然告诉我她拿到了档案馆的实习。Rubi眼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萨拉热窝：

  “当我抵达萨拉热窝的那一刻，出租车司机就告诉我战争的阴影从未离去过。当然了，一开始，他只是在猜测我从哪里来。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他还以为孟加拉是印度的一部分。于是我不得不试图改变他的印象。1971，我描述了1971年孟加拉的士兵们如何勇敢地反抗巴基斯坦的，解放独立了我的国家。这自然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说波黑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还告诉我他十分自豪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克罗地亚族的女孩，要知道，这并不常见。我告诉他我也是，但是谈论下来却发现我们之间也存在着文化差异。他讲述的战争故事很残忍，但当我开始在历史博物馆实习后，更多的残忍才扑面而来。在整理档案馆的照片时，我没忍住地落泪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过往历史，孟加拉士兵所忍受的大屠杀。我想，课上那些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同学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吗？”

  战后，士兵和许多人一样，开始为自己的生计打算。尝试过不同的零工后，他发现最对自己最合适，同时也最能赚钱的工作是成为一名导游。他带领好奇的游客登上古城外围的山脉，以自己曾经是狙击手的最佳视角展示美丽又独特的萨拉热窝风景。甚至，感兴趣的游客可以换装体验模拟战争场景的丛林游击。一次又一次，他讲述着如今连自己也未必清楚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故事，再带游客去著名的斯雷布雷尼察听更多生还者的故事，参观尸骸仍有待鉴定和认领的大型冷藏库。

  虽然很多事情会跟着时间流逝，但有时候，人们却什么也没能够遗忘。回忆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回忆这件事存在伦理吗？电影里的士兵也会忍不住这样问着自己。我想，这也许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所有士兵都会问自己的问题。

  “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信仰教的穆族，信仰天主教的克族？这一切并没那么简单。人们至今还无法达成共识过去发生的究竟是内战还是种族屠杀，你来告诉我？”

  1936年，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决定前往南斯拉夫旅行。5年之后，她所出版的《黑羊与灰鹰》成为人类为了试图理解复杂的巴尔干半岛至今还会拜读的著作，连我的莫斯塔尔导游也没有否它的价值。丽贝卡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于旅行的看法：一个人需要定期与家人和同伴分开，前往新地方。人必须离开熟悉的环境，才能敞开心扉接受影响，迎接改变。

  作为一个游牧式高中，通过旅行，我们试图在场，从而获得某种确切的答案。但和每个如今来到波黑的人一样，我们没办法逃脱对它的历史带有眼光地回望。美国老师的综合科学课上，学生们参与了协助战争受害者家属的项目，利用基因辨别的知识鉴定不完整遗骨。英国老师的美术文学课上，学生们拜访战后艺术家，用涂鸦设计来传达和平的观点。选择一种种科技和进步的眼光，也许是出自本能，也许是出自不安。

  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本做好了对于历史真相抽丝剥茧的准备，但是没有想到却不断陷入对于新闻真实本身的定义。学生写出调查性，观点性，和解决方案导向性的一手报道，并对比了AI在同样话题下生成的模拟报道：《战火硝烟后的生存文化-波黑社会心理议题剧增》，《18万地雷仍在等待，波黑急需一个非爆炸性的解决方案》，《曾经的小乡村，未来的幽灵城，为什么卢科米尔无法撑过下一个50年？》《美景不再，光辉不再，揭露波黑伐木行业的真实代价》。可是中立的立场不代表真实，人工智能的参考也不代表真实。我们通过在场所得出结论的真实，并不是《战争的纪念品》里的士兵所要接受的真实，更不是斯雷布雷尼察生还者要求的真实。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事实上，Mario和Rubi眼中的萨拉热窝完全不一样，也将继续不一样。

  临别前，咖啡店的巴厘岛女孩告诉我，她只会在萨拉热窝待两年，只后中介还会把她推荐到别的地方，或许是更加冷一些的地方。Aida告诉我，她最新的新闻项目与俄乌战争有关。在最初冲突爆发时，她曾警告驻守在乌克兰的年轻女记者同事，但同事却不以为然，毕竟没有人会认为战争会真正地发生，或者起码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